车轮碾过云龙县的崇山峻岭，轮胎与弹石路面摩擦出“咯吱—咯吱”的声响，就像是一段沙哑却有力的岁月独白。车窗外，沘江的流水裹挟着泥沙流动，云雾在横断山脉的山脊间游走。我们正沿着滇缅公路（云龙段）前行——这条被称为“抗战生命线”的公路，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未凉的热血，每一处遗址都在叩击着我的心灵。那些沉睡在史料里的名字、数字与故事，在脚下的土地上渐渐鲜活起来。

一腔远见，奠定通途：建修碑前的家国初心

我们的采风第一站，便停在宝丰乡董泽故居。这是一座典型的白族院落，青瓦覆顶，白墙斑驳，始建于明代，清末和民国期间进行了大规模扩建。因董泽先生受西方文化影响，民国时期的扩建融入了大量西方建筑艺术，促成了西方文化与白族文化的交融共生，形成了现存的建筑规模与特色。故居占地1023.5平方米，由坐东朝西的递进式五大院落组成，建有三格和两格楼房十二幢。院中的百年老树虬枝苍劲，零星叶片随风轻摇，诉说着古院落的悠久历史。上到二楼，一方青石碑静静躺在楼厅的四方桌上。碑体方正，高、宽均为0.66米，厚0.04米，不大的尺寸里，却镌刻着足以改变抗战运输格局的重量——那就是《建修滇缅公路意见书》（此碑原存于功果桥镇金和村董家庄园，后被李耀增老师收藏，我们在建设“董泽博物馆”时，李老师无偿捐献出来）。

《建修滇缅公路意见书》碑刻的这些字书写规整，遒劲有力，可以看出是县里最好的石匠雕刻的。“下关—漾濞—滥坝—三丘田—朴登—沘江边—功果—瓦窑河口—保山”，每一个地名都刻得格外深，生怕被雨水冲刷掉。石碑正面，《建修滇缅公路意见书》的字迹虽经80余年风雨侵蚀，仍能辨认出董钦对路线的细致考量——他在文中分析了三条备选路线的“山险程度、水患风险、工期成本”等，甚至预判了“战时军车通行的转弯半径、坡度限制”等。旁边镌刻的《戊寅建修公果公路歌》里，“筑路救国，匹夫有责”的字句笔力遒劲，读起来依旧热血沸腾。这是一位旧时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，用笔墨丈量山河、用远见守护家国的见证。

1875年出生的董钦，曾任清代云南府教授、民国富滇分行经理，是个“读过书、懂经济、更知家国大义”的人。1935年，华北战事吃紧，他敏锐察觉到“西南若不通，中国便失一臂”，于是闭门半月，伏案写下这份意见书，亲自送到云南省政府。“当时有人说他‘多管闲事’，说修公路是官府的事。他却说‘国家要亡了，哪还有官府和百姓的区别’。”

我的指尖划过石碑上斑驳的刻痕，能够触碰到石面的微凉与刻字的凹槽，仿佛能看到董钦当年凝视文稿时的目光。这方1940年初刻成的石碑，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，而是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。它用文字为滇缅公路“标明了方向”，更用精神为后人“指明了道路”。

一座桥头，耸立不倒：见证“炸不倒”的精神 

离开董泽故居，沿沘江而行，1小时后便抵达澜沧江畔的功果桥老桥头遗址。功果老桥头遗址位于功果桥镇功果村，功果老桥原为铁链吊桥，1921年由云龙宝丰人董坊捐资建造，取名“青云桥”。1938年重新修建，5月26日竣工，6月9日正式通车，属于低荷载现代悬索桥。修筑滇缅公路时，于原桥另设钢索改建为公路桥，命名为“功果桥”。2011年，因功果桥电站建设，老桥头遗址实施整体搬迁，在原位置后移400米拔高101米完成复原重建。

功果桥地处滇缅公路咽喉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从1940年10月12日至1941年2月1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共出动飞机242架次，对功果桥空袭16次，投弹近千枚。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，功果桥被炸毁，仅留下矗立在江西面的老桥头。为保证滇缅公路这条国际抗日运输线的畅通，云龙军民不畏牺牲，日夜奋勇抢修，创造了“炸不断的桥梁”的奇迹，为滇西乃至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遗址现存的桥塔为石砌拱形门式结构，塔门洞高6.8米，桥孔净空3.2米×4米，用于支撑主索的索鞍塔架依然可见。桥塔券心石东西两面分别雕凿有五角星各一颗，西面券心石上方中部嵌石表面阴刻“功果桥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桥台、驳岸用条石及块石混合砌成，坚固耐用。

如今，桥头上弹痕累累，每一处痕迹都记载着云龙军民英勇无畏的抗战历史。它是一座不朽的抗战纪念丰碑，一部鲜活的历史教材，更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它静静地矗立在澜沧江畔，向每一位前来的参观者，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里，关于坚守、关于抗争、关于民族精神的动人故事。

一桥飞渡，烽火淬炼：澜沧江畔“炸不断”的传奇

功果桥的“前世今生”，藏着太多不屈的故事。1921年，董坊捐资修建了铁链吊桥“青云桥”，仅供行人通行；1938年滇缅公路修建时，为通汽车，改建为钢索吊桥，更名为“功果桥”。顺着江岸向上游走700米，便是“昌淦桥”遗址。“昌淦桥”的名字，是为了纪念工程师钱昌淦。1938年秋，他从重庆乘飞机赴昆明视察桥梁建设，遭遇日机，在曲靖上空不幸罹难，年仅35岁。为完成他的遗愿，1939年3月，昌淦桥正式开工。工程构件全部从美国订购，由包商蔡文记负责安装。当时钢材从美国运到缅甸仰光，再用人背马帮驮到云龙（建桥器材由缅甸运进，器材进入国境后，全靠人背马驮转运。钢索既重且长，不能切断分运，只好成盘展开，每隔4米，绕成直径约为1米的圆圈，用铁丝扎紧，在圆圈内穿入抬杠，二人前后共抬一圈。一根数百米的钢索就是用这种“一条龙”的办法，自国境起沿着崎岖山路运至工地）光运输就花了3个多月。民工们要翻越高黎贡山，每匹马可驮两捆钢材，走一天才能走20公里。有的马脚滑掉进山沟、江面，连人带马都没了。

1940年11月4日，昌淦桥建成通车，全长135米，荷载H—10级，专门用于通行军车，但日军的轰炸就来了。我在《云龙县志》中查到一组惊心动魄的数据：1940年12月24日中午12时20分，日军9架飞机第五次突袭，投弹百余枚，昌淦桥东端北侧十几根钢索被炸断，加劲钢桁架连桥面一起坠江；1941年1月23日12时10分，敌机再次轰炸，上方4根钢索、下侧2根钢索断裂，东半部桥面坠江，西半部斜悬在半空。日军甚至在电台里狂妄宣称：“滇缅公路已断，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。”

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民的韧性和决心。云龙、永平、昌宁三县军民连夜抢修便道、浮船——浮船渡运硬生生撑起了抗战“生命线”；与此同时，抢修队同步修复桥梁。1941年3月3日，昌淦桥率先通车；5月11日，功果桥也修复完成。

站在搬迁后的昌淦桥旁，沘江的风裹着水汽吹在脸上，带着一丝凉意，但内心却热血翻滚。这江水，正如历史的车轮，永远行驶在“炸不断”的功果桥和滇缅公路上。 

一座浮桥，来住牵引：澜沧江面上的运输线

《云龙县志》记载：1940年10月18日，封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恢复通行。这条中国抗战的“生命线”刚一恢复，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从当天起，日机便开始侦察、轰炸，妄图切断这条国际抗日运输线，而功果桥（包括昌淦桥）则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。为应对日军轰炸，10月19日，原滇缅公路云龙段第四工程段临危受命，组建功果桥抢修队，随时准备应急抢修。

果然，日本侵略者妄图掐断中国抗战的生命线，炸弹如雨点般砸向功果桥和昌淦桥。经日军飞机轮番轰炸，昌淦桥、功果桥（老桥）均被炸断。

危急关头，抢修队和数千民工顶着敌机的轰鸣冲上江边。没有重型机械，他们就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炸弹。144个汽油桶扎成的简陋浮船，承载着整个国家的希望。当第一辆军车摇摇晃晃地驶上浮船，澜沧江的怒吼中仿佛也夹杂着胜利的欢呼。从最初每天只能渡80辆车的窘迫，到后来用汽车牵引，每13分钟就能往返一次，日渡车量最高达235辆。他们用10只渡船连成88米长的浮桥，与修复的昌淦桥并肩而立，共渡军车。

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的胜利，更是意志的奇迹。修桥工人们在冰冷的江水中打捞钢索，在硝烟未散的废墟上赶修桥梁。他们的汗水浸透了每一寸抢修的道路，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江面，他们的无畏精神，才是那条真正炸不断的运输线。

在整个轰炸与抢修期间，功果桥抢修队和三县民工们冒着敌机的不断骚扰，发扬不怕牺牲、连续作战的精神，坚持随炸随修，用智慧和汗水保障了这条运输线的畅通。

那些日夜，澜沧江上的浮桥摇晃着，却从未沉没。它连接的不仅是澜沧江两岸，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和希望。抢修队和民工们用最原始的工具，在轰炸的间隙创造了“炸不断的功果桥”神话。

一路艰辛，铸就丰碑：悬崖上的“血肉之路” 

《云龙县志》中的一组数据，让我对“筑路奇迹”有了更直观的认识：1937年至1938年滇缅公路修建期间，全国共动员30万民众。总人口不足8万的云龙县，派出民工1万人，平均每户出工超过1人，1人出工，家中数人送粮供应。云龙县承担的路段是从与永平交界的黑羊箐起至坡脚河止，共计57公里。县政府成立民工办事处，由县长蔡学禹任主任，建设局长杨幼丞任副主任，分为5个队分段修筑。所征集的民工均自带口粮、工具。不论城乡，凡家中无劳动力出工的，按所派定工日以每工折交银元五角。五个民工大队按分派路段包干完成任务，每天拂晓上工，晚七时收工。工时长、劳动强度大、供应困难、缺医少药，每天都有民工死亡。

《云龙县志》记载第三大队承担的沘江东岸狗吊窝路段，全是悬崖峭壁。督工员尹国玉身先士卒，以粗绳系于腰间，吊在岩壁上作业。有五个民工的保险绳同拴在一棵老树上，老树不堪重负，树根从岩缝中拔起，五名民工不幸坠江身亡。一大队因驻扎在气候酷热的山边阴湿之地，不幸发生天花传染，一天内死亡数人。四大队在澜沧江边施工，因中暑和瘴气致死数十人。“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人”（肖乾：《血肉筑成的滇缅路》）。

土路刚完工，便进入雨季，到处发生塌方，临时桥涵多被冲垮。留守民工风雨无阻，进行抢险排涝。各县又再次征集民工突击抢修，终于在8月31日实现全线通车。9月2日，《云南日报》刊登“滇缅公路竣工通车”的报道，省政府向各路段发出嘉慰电。

滇缅公路全线通车，不仅为全省和全国人民所关注，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盟国所瞩目，它关系到抗战的前途命运。滇西28个县和设治局的20多万各族民工及工程技术人员，在短短9个月内，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开辟出一条沟通缅、印的国际运输线，创造了公路修建史上的奇迹。工程之艰巨，筑路民工舍生忘死的精神，可歌可泣。

一条直线，三座炮台：守护生命线的铁血记忆

站在宝丰乡大栗树村那片陡峭的山顶上，一座由大石垒成的高炮台遗址依然雄踞于此。它们是那段烽火岁月的沉默见证者，也是大理地区发生过抗战实战的遗址（一条直线是指3个炮台依山势走向，由山腰自下而上形成的立体防空网）。

这里曾是滇缅公路这条“抗战生命线”的关键防御点。日军为切断这条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，对澜沧江功果桥等“咽喉”目标进行了疯狂轰炸。

为守护这条命脉，1941年7月，国民政府下令抢修高炮路。云龙、永平两县民众闻令而动，总投工24万余工，以血肉之躯在悬崖峭壁上劈山开路。他们仅用三个月零两天，就奇迹般地筑成了这条18公里长、蜿蜒于黑羊箐与悟牡丹山间的生命通道。

紧接着，山顶上三座高炮台拔地而起。当日本飞机再次来袭时，这里的炮火成为最猛烈的回击。它们用钢铁与怒火，有效保卫了功果桥的安全，让源源不断的抗战物资得以通过滇缅公路运抵前线。

站在高炮台上远眺，澜沧江水如一条蓝绿色的丝带在峡谷间蜿蜒，滇缅公路在山脚下延伸，江对面远处村庄炊烟袅袅，一派和谐景象。这一刻，眼前的宁静祥和与历史的硝烟战火在心中交织。

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场景：高射炮的炮口直指苍穹，民工们扛着炮弹在崎岖山路上奔跑，军用卡车在公路上疾驰，江面上的浮船载着重物缓缓前行。这幅用血肉与意志绘就的“云龙抗战图”，是一段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。

如今，高炮台遗址作为滇西抗战的重要印记，不仅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价值，更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课堂。它提醒着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，和平来之不易，先辈们的勇气与牺牲应当永远铭记。

一种精神，代代相传：永不褪色的“滇缅魂”

重走滇缅公路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在宝丰古镇见到了已整体搬迁复建的小铁桥（钢桁桥）。这座云南省公路史上第一座钢桁构桥，原位于宝丰乡大栗树与昌淦桥之间，横跨沘江，2012年因功果桥水电站建设需要，和昌淦桥一同整体搬迁至宝丰古镇。

复建后的小铁桥依旧保留着原貌：一孔24米、一孔30米的钢桁架，高2.4米，桥面净宽4.2米，横梁为工字钢，纵梁为钢板，全长58.6米，设计载重10吨。阳光洒在钢桁架上，泛着淡淡的锈色，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坚固。

“滇缅公路”早已不止是一条贯通滇西的崎岖道路，它是一座矗立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精神丰碑——80多年前，数十万民众用锄头、扁担在崇山峻岭间凿岩筑路，用血肉之躯铺就了抗战“生命线”；“功果桥”也不再是一座跨越澜沧江的交通建筑，它是涌动在国人血脉中的力量之源——这座桥梁曾在炮火中屡毁屡修，民众与战士用生命守护着物资运输的“咽喉”。

“滇缅公路”与“功果桥”共同镌刻着的“艰苦奋斗、团结爱国、不屈不挠、敢于牺牲”精神密码，时刻提醒着我：今日的和平，是筑路民众的草鞋踏破荆棘、是守桥战士的鲜血染红江面换来的。唯有铭记这份牺牲、传承这份精神，方能在新时代征程上，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“传奇”。

离开宝丰的时候，车窗外的小铁桥（钢桁桥）和昌淦桥随着公路的延伸渐渐远去，夕阳将公路染成金黄色。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今天的所见所闻：董钦石碑上的字迹、董坊指挥修建桥梁、功果老桥头的弹痕、昌淦桥的钢索、高炮台上的炮位、小铁桥的钢桁架……这些不在是冰冷的文物，而是有温度的历史，是无数中国人用信仰与坚守铸就的“滇缅魂”。

这条浸透着汗水与热血的路，这座见证着抗争与不屈的桥，将永远镌刻在我心中，也永远激励着我：不忘来路，方能坚定前行；铭记历史，方能开创未来。

编      辑：赵雪梅  童丽华

审      核：杨建萍

终      审：李根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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